寿山石雕是古老而又闻名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其发展伊始便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惜相生，一脉相承，这点可以从民间流传的“女娲补天遗石”、“凤凰神鸟遗矢” 的传说中得到证实，这一古老的传说故事，是发现了寿山石后，经过人们世代的口耳相承流传下来。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先人美好的愿望，同时也为寿山石文化的绵延持续奠定了民族特色的精神基础。

寿山石温润脂腻，晶莹璀灿，柔而易攻，其雕刻历史源远流长，我省考古发掘中，曾鉴定出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寿山石磨制的石器，说明那时寿山石已开始融入社会生活。福州桃花山南朝墓出土的“石刻猪”实物，证明早在1500多年前，寿山石雕已经问世，并且作为一个载体，出现在墓碑。打上民间世俗墓葬的文化的烙印。寿山石猪的问世代表寿山石文化从那时其已经产生。

唐代，社会盛世太平，宗教随之昌盛，寿山村的僧侣就地取材，以寿山石雕制佛像、香炉及念珠之类的佛具，除供寺院使用外，亦作珍品馈赠游客，这使寿山石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个时期的寿山石雕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可以令人感到寿山石文化的外延以伸展，涉及诸多世界观、人生观的领域了。

到了宋代，寿山石雕大体上还是扮演着陪葬俑及佛具的角色，只是已有了从业队伍的形成和矿石的开采，并设有专供官府使用的作坊，雕刻内容也开始多样，从出土史料看，宋俑有龙、虎、蛇、龟以及六畜等动物俑，形象生动，颇具写实作风，人物俑有文俑、武俑、老人俑、女人俑等，其体态雍容丰腴，曲线明显柔和优美，雕刻工艺不但承袭了先人的技艺，还吸收了唐、五代陶俑雕塑的造型风格，明显有唐的遗风，据南宋淳熙年间梁克家编撰的《三山志》载：宋时福州已大量开采寿山石用于雕刻，精美者作为贡品发运汴梁，成为宫廷玩物，大件者为达官贵人陈列于几案欣赏，小件者则成为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赏品。南宋名士黄干（朱熹之婿）多次游寿山并留下许多吟石诗文，“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世间荣禄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这些记载于诗词从侧面反映出南宋时期寿山石雕的发展概貌。因此可以推断，宋代的寿山石雕已初具规模，而且题材广泛，已从纯地域民间的世俗文化，跨入了宫廷官府文化的大门。中国人素有爱石的天性，文人更是贵石贱玉，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一句：“石不能言最可人”的名言，更奠定了“石”在世人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催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石文化，从此世人于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石文化情结的产生，极大拓展了寿山石雕文化的生长空间。

元、明之际，著名画家王冕用“花乳石”自行运刀刻制印章，这个划时代的创举引起了文人与书画家的极大兴趣，许多人争相仿效，蔚然成风，篆刻艺术也因此取得了迅速发展。“青田旧冻美艳伦，冰坚鱼脑同晶莹，迩来寿山更奇绝，辉如美玉分五色。”柔而易攻的寿山石理所当然的成了首选的印材，雕刻艺术继承古代玉玺、铜印的钮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寿山石质和纹理的特性，创造出独特风格的寿山石印章雕刻艺术。

工艺品一旦文人参与其内涵就提升了，文化品味就大步一样。比如历史上出现的“曼生壶”，就因为文人陈曼生喜爱茶壶，于是亲自设计、题款让匠人烧制，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茶壶一跃成为艺术品，并衍生成一种文化。又如砚的雕刻，也因兰亭盛事的影响，大文豪苏东坡的喜爱，而成为高雅的艺术品。寿山石具有美丽的色泽和纹理，印钮制作精致古朴，兼备欣赏与使用的功能，从而得到文人雅士、鉴赏家和篆刻家的钟爱。特别文人由爱好追求，乃至直接参与创作，大大提升了寿山石雕的整体品位与内涵。正是印材史上的划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才把文人的精神自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精神也带动了贵族们审美观的转化。寿山石因此成为达官显贵蒐集的文化精品之一，使原来所谓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加入了印石，形成了文房五宝。这种社会风尚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寿山石雕手件也因其似玉非玉，在手摩挲、盘玩的感觉美玉莫竟，刻工繁简相映，局部细致，材美工巧的特点，作品符合质朴、平滑、光润而又具变化的美感特征，成为士大夫，文人爱不释手的把玩价。正如《观石录》中说：“名流学士，怀瑾握瑜，穷日达旦，讲论辨识，锦囊玉案，横陈齐馆，接文采则增荣，共欣赏则无卷。”风流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群相蹈之”。这股推崇“文房清供”和把玩的风尚清朝达到了顶峰。

清康、雍、乾三朝，政治称盛文化并随之。寿山石雕被纳入官府课税的范围，许多官吏均已大量收藏赏玩寿山石雕，以其为荣，并蒐集珍品进贡给帝后御用。在众多的寿山石品种中，田黄石最为珍贵，被尊为石中之王，有很高的地位。据传，自清康熙帝起，每年吉旦都要在祈年殿举行供奉“福寿田丰”的祭天活动，置一枚福建寿山石田黄石在供案上（取福、寿、田、丰之吉兆），皇帝亲率大臣顶礼膜拜，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顶礼膜拜的官场活动说明帝王官绅，他们对寿山石的心理，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使寿山石享有了其它任何宝石从未有的殊荣，给寿山石雕文化罩上了更加神秘的光环。

清朝也是寿山石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文人、名士、诗人因爱石而亲石，进而言石、吟石，留下许多动人的著作、诗词。清大学者高兆著《观石录》，著名经学家毛奇龄著有《后观石录》，提出寿山石分田坑、水坑、山坑的三坑分类法，并深刻描绘了寿山石的开采及匠人、市场、收藏等繁荣情况。查填行的“天遗瑰宝生闽中 ”，更成为咏寿山石的千古名句。此后，民国有龚礼逸的《寿山石考》、陈子奋的《寿山石印石小志》这些文字都是寿山石文化难得的纪实篇章。

寿山石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名师巨匠代不泛人，但明朝之前雕刻艺人的事迹毫无记载，难以考证，实属可惜，清朝补足了这个遗憾。杨玉璇、周尚均承前启后，他们的雕刻有鲜明的个性，丰富充沛的活力，独出心裁具形更具神韵。很是耐人寻味，愈看愈美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故世有“玉璇兽”、“尚均钮”之说，堪称一绝。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寿山石雕人物、印钮作品多是出自二人之手。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研石究工的专家。高兆在《观石录》评道：“韩马戴牛，色虎出匣，森森向人，磐薄尽致，出色绘事”。称杨玉璇所刻的马与唐代名画家戴嵩所画的牛相提并论。清康熙时还有魏开通、王橘生、董沧门、许旭等，乾隆后嘉庆年间的奕天、妙巷鉴等；道光、咸光年间的薛文藻、陈德滋、都是寿山石雕的高手，名重一时。同治年间的潘玉茂、林谦培继承杨、周之法，各自发展形成了“西门”和“东门”两支艺术流派代代灯传，出现了陈可应、林文宝、陈可观、林清卿、林元珠、郑仁蛟、林友清、黄恒颂、周宝庭、林寿煁等众多名家，一个个闪光登场，把技艺和赞叹留给后人，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寿山石雕薄意将中国画传统技法融合于雕刻中，以刀代笔，以石传画，是具有画与雕刻特点的艺术，最具文人味，早期的薄意雕刻层相对较厚，技法也较单一，称不上真正意义的薄意，一代宗师林清卿的出现，薄意艺术才广为世人瞩目，“精巧绝伦，真能用刀如笔”、“花卉之妩媚生动，虽写生家罕能及山水林木、亦静穆浑厚 ”。这是鉴赏家龚礼逸先生和著名金石书画家陈子奋先生对寿山石雕薄意的评价。可以说薄意艺术以其诗化的意境，为寿山石雕文化添上浓浓的一笔。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掀起寿山石文化推广热潮。1984年，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举办“寿山石诗会”，百多位海内外文人雅士与收藏家欢聚一堂，吟诗作赋，盛况空前。著名金石家钱君匋诗赞曰：“万朵云霞几度攀，珠光宝器绝人寰、风靡皖浙千家刻、功在印坛是寿山。”1987年总厂与地质科学院联合召开“中国田黄石鉴赏研讨会”，从科学的角度对寿山石、田黄石进行分析与鉴别，近年来寿山石各种专著更是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发行，达近百种之多，蔚为壮观。为全国各工艺美术品种之最，其中潘主兰的《寿山石史话》首考寿山石雕始于南朝，方宗珪的《寿山石志》与《寿山石全书》全面科学地总结了寿山石地各种知识，陈石地《寿山石图鉴》提出了三类五系论，陈锡铭、郑宗坦、王一帆的《寿山石欣赏》重新划分田黄石产区，提出好田黄石多出于下坂的论点。王植伦发表了《寿山石传奇》、《寿山石缘》长篇文学，成为寿山石文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