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铜是云南特有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至今有300多年历史。云南斑铜金属工艺制作复杂而严格，采用高品位的铜基合金原料，经过铸造成型，精工打磨，以及复杂的后工艺处理制作，合成它“妙在有斑，贵在浑厚”，褐红色的表面呈现出离奇闪烁，砚丽斑驳，变化微妙的斑花而独树一帜，堪称中国金属工艺之冠。

 “集古隆”是昆明制作云南斑铜制品的老字号，因历史的原因，公改私后，“集古隆”代表人物李真到省博物馆工作，不再经营老字号。老字号虽然随岁月而消逝，但其技艺得到传承，并在李真弟子杨崇光和云南铜业的合作下传承并发扬广大。

如果不是那场发生在明朝宫廷内的一场大火，也许就没有发现斑铜、制作斑铜的慧眼……那场大火，宫中珍贵的工艺品没有幸存，却让宫廷艺师们发现了其中的铜制品在大火烧后残留着金属矿粉的特殊成分，他们为此而四处寻找那“带有斑花的铜矿”。

这些宫廷艺师，是当年大明宣德炉的工匠主力。宣德炉因铜中含有金、银矿而从内透出奇光，显示尊贵气质。明代在云南出现了可以媲美“大明宣德炉”的民间工艺“斑铜制品”，它内含特质的锡、锌等而显出瑰丽的棱斑花纹，闪耀着金黄色泽，显示出华贵高雅。而这一制作手法均出自宫廷艺师同一批人。

铜与云南的缘分难割难舍，追溯久远，尤其是云南铜业的开采、铸造与辉煌。从3000年远古战国青铜器史料来看，殷商王朝处于兴盛时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去世了，随她一起下葬了大批青铜器物，据今天的科学数据分析，这些青铜器的原料就是产自今天的会泽、东川、巧家一带的金沙江边，这一发现使会泽产铜的历史追溯到了3200 年前的商朝晚期。

而明朝的云南铜业史，无疑要以“斑铜”为骄傲。乱世中明太祖朱元璋派沐英大将南征，并留守云南，宫廷艺师们随沐英大将南下，留在了云南会泽，留下了会泽“铜匠街”的铸造艺术和历史。在300年后的今天，云南斑铜也注定成为“中华一绝”，被称作“金属宝石”。

和着云贵高原的灿烂阳光，斑铜制品在阳光下呈现出瑰丽的光芒，那光泽似乎是从斑铜里面散发出来的，仿佛件件珍品中都蓄满了挥之不尽的璀璨，难怪有人说：云南的斑铜是和着高原的阳光锻打出来的。

“一两黄金一两铜”，斑铜制品手工艺经历了手工作坊、创作、拿奖、造厂，研发的阶段，300 年来，它不曾在市场上走弱，相反，越来越彰显出它尊贵的价值。斑铜制品，分为“生斑”和“熟斑”两种。生斑即采取天然铜矿石加工而成，斑矿罕得，原料不易，产品甚少，被称之为稀世珍品。熟斑是通过独特的冶炼熔铸加工而成，工艺虽复杂，但不愁原料，产品较为丰富。斑铜工艺，无论“生斑”还是“熟斑”，自问世之时起，就以其精美的造型、精湛的技艺、优美的神韵使人倾倒。

昆明老字号“集古隆”，民间手工作坊，它集传统斑铜制作手艺为一体，讲究“时代性创作”，代表作有世界闻名的“牛虎铜案”。“集古隆”传人李真，在昆明创造了斑铜辉煌，也促生了昆明斑铜。那是1959年，李真的斑铜作品《跳马》获得国际大奖，外交官将物件送回国，周恩来总理得知有此宝物，调看这一作品，知道它的珍贵之处，开始重视对斑铜工艺品的制作，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1957年，昆明开始组建斑铜厂。“集古隆”这一民间老字号，随着解放前的公私合营，省博物馆遍寻手艺精湛的手工艺人成为旗下艺师，“集古隆”掌门人李真也被纳入省博，成为一名国家正式职工，老作坊便随之关门。但是，“集古隆”的技艺得以传承，李真在晚年将这一手艺交给了徒弟杨崇光。

斑铜书写着云南手工艺史的辉煌。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陈列品中就有斑铜工艺品。它还被作为馈赠给外国元首的国家级礼品，在2006 年5 月15日被云南省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它被誉为“金属宝石”和“稀世珍品”。明清时期它就被作为进贡皇宫的贡品，孔雀瓶、大犀牛、仿古牛、五型炉、孔雀明王、如来佛祖等被国家珍宝馆列为珍品永久陈列。1997 年，“吉祥孔雀瓶”被云南省政府作为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贺礼。它获过无数的奖，国际展评大奖，以及国家工艺品行业最高奖“百花奖”。在很多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国家和地区，斑铜工艺品一直在市场上走俏。

（转自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