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湖州善琏，是中华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发源地，素有“湖笔之都”的美称。而现在，善琏湖笔正逐渐成为一个没落的传说。

除了冯应科、陆文宝、张进中等几个传奇笔工的名字偶现于文人们的酬唱之作外，湖笔在文化史上的辉煌似乎与笔工们毫无关系。这个小镇的名字很少见于正史，即便是在当地的府志和县志中被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在这种被外界忽略的静谧中，几百年一晃而过。

湖笔挥洒出来的艺术，是以笔工们的健康为代价的。由于需要长年保持不动的姿势，腰部的损伤与胃病是这个行业的通病；作水盆的女笔工，因为双手需要长期泡在水中，每到夏天，手指根处的溃烂会一直蔓延到手掌。此外，冻疮和风湿病也是常见的职业病。

一定程度上，正是某种封闭性，让善琏笔工们能够安于单调、辛苦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随着流动和开放成为社会的主流命题而改变。卜水清的丈夫谢善发清楚地记得，小镇能通汽车是在1985年。从那以后，善琏镇西那个曾经通往外界的主要渡口码头逐渐成为少有人顾的死角。作为湖笔的发源地，整个西堡村现在只有两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在5分钟路程的善琏镇上“给私人老板做笔”。卜水清身体不好，早已经做不动，制笔的工具已经送人。她的儿子只学了一年做笔，就耐不住单调和辛苦，跑到湖州一家水泥厂上班。

带有硫磺味的蚊香的气味，是杨芝英的儿子孙育良对于善琏最深刻的记忆。孙育良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湖笔堆里泡大的。母亲上班时，他和别的孩子就在湖笔厂里一排排坐好的笔工之间跑来跑去。下班后，母亲往往还要把活带回自己那幢黑瓦白墙的房子里来做。每到夏天，母亲就在刺鼻的加入硫磺的蚊香烟雾中工作，直至深夜。

孙育良是镇上中年笔工里最后的传奇人物——从事刻笔的他将微雕艺术引入湖笔笔杆的雕刻。1992年，他曾经在0.75厘米的青笔杆上，刻出900字的《陆文学自传》。从小热爱书画艺术的孙育良，依靠自己的刻笔绝技和湖笔生意，走上了艺术道路，现在成为湖州名气响亮的中生代画家。

1980年进厂时，孙育良为了找到这份笔工工作，曾经托了点关系。那时湖笔厂的工资比一般的工厂高，老笔工沈锦华回忆说，外国人来参观，看见湖笔厂职工带着金项链、金戒指，都不相信，以为是假的。这份优越感仅仅保持不到20年。湖笔价格的涨幅远远小于原料和人工价格的涨幅，这20年几乎就是湖笔利润逐渐压缩的过程。作为唯一能控制的成本，一线笔工的相对收入持续下跌，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做湖笔。

孙育良说他请湖笔厂的老同事们做笔，从来不压他们的价，“一线笔工的收入太低了。”善琏湖笔厂车间主任童卫荣说，普通笔工在厂里的月收入不过六七百块。厂里的工资比湖州市规定的退休金都低，妻子庄蓉蓉2001年退休，每月能拿到1200元退休金，而作为在职车间主任的他却只有1000元。厂里的笔工们聊天的切口往往是，“你还有几年(退休)？”

孙育良做湖笔生意，都是为人量身定做，先问对方的用途，然后给做相应的笔。“如果是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做狼毫；如果是颜体，就做短粗的羊毫；如果是祝枝山的狂草，就在羊毫中加点羊须；如果是何绍基，就做长锋瘦笔。”但是，这样的心态早已被以效率为取向的生产所替代。童卫荣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善琏湖笔厂的极品长锋玉兰蕊，每个笔工一天只做13支，一支笔的售价7元，可以占到当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现在虽然涨到了20元，但与物价上涨的幅度比，价格反而下降了很多。“现在的笔工们一天能做好几十支，不然没法保证收入，我们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善琏湖笔协会会长李金才估计，善琏每年生产的1000万枝湖笔，占据的市场大概是20%。如果仅就市场占有量而论，像当年取代宣笔一样，湖笔已经被江西文港毛笔所代替。那里有着更为低廉的工价，和更务实的市场意识。现在镇上的六七百名笔工里，40岁以下的人不会超过10个。最后一批进厂的工人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十七八岁进厂的他们现在已经30多岁。在他们之后，已经看不到新生代的笔工。年轻人被周边城市的经济吸引力迅速抽离，即便有少量“留守”本镇的，也被镇内收入更高的毛纺厂、头巾厂吸引过去。

江西笔在羊毫中加入猪鬃、马毛甚至尼龙，写起来比较有弹性。在湖州笔道研究馆馆长王似锋看来，江西笔的弹性是借助了外力，这迎合了一些速成书法家的需要。“潘天寿提倡学书要用纯羊毫笔，为什么？初学的人不能凭借毫力，要学会用指、腕、肘的力量，让笔力轻重停匀、收放自得。”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善琏湖笔也未能免俗，开始在羊毫中加入硬毫。

（转自中国新闻网）